恩慈-愛書的女孩

《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金錢是一切罪惡的淵藪，
還是推動世界運轉的動力？
暢銷書《文明》、《貨幣崛起》作者尼爾?弗格森撼世之作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理解近代世界的關鍵
金錢與權力是形塑現代社會的兩大要素
近代歷史告訴我們，
國家的興盛端賴國家是否能善加管理它的金錢。
在戰爭時期，財政與武器一樣，都是國家致勝的關鍵。
然則金錢與政治究竟在何處交會？
從1700年到今日，弗格森對這段歷史的經濟與政治演進做出大膽而眩目的分析。
他精采而清楚地表明，人類近代歷史的發展並非光憑逐利的欲望所驅動，
強大但彼此衝突的人性本能──
性、暴力與權力欲──更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一項關鍵因素！

如果認為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著簡單的因果連結──尤其是認為從資本主義到民主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那麼可就錯了。
這種關係的其中一種形式確實產生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幸運結果：西方發展的雙螺旋。然而就像DNA一樣，金錢關係也會產生突變。
民主有時也會扼殺經濟成長。
有時一場經濟危機會削弱獨裁政權。有時即使經濟陷入困境，民主也依然繁榮。有時經濟成長會鞏固專制的統治者。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是理解近代世界的關鍵，《金錢與權力》試圖挑戰歷史上的經濟決定論模式。《金錢與權力》共分四部：「支出與徵稅」、「承諾還債」、「經濟政治學」與「控制全球的力量」：第一部討論與歲出歲入有關的基本財政機構的政治起源；第二部討論公債制度的演進；第三部要探討三個假說，這些假說將第二部提及的財政機構與政治連結起來；第四部則從前面分析國家內部的制度發展，延伸到國際層次上。

本書四部分十四章，每一章分別從特定的面向處理經濟與政治的關係。

作者弗格森認為，金錢無法推動世界運轉。相反的，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戰爭──塑造了近代經濟生活的制度。此外，是國內政治衝突驅動了近代政治制度的演變。雖然經濟成長可能促進民主制度的傳布，但有充分的歷史證據顯示，民主也會產生違背經濟的政策；而經濟危機時期（例如由戰爭引起的經濟危機）也同樣對民主化有促進作用。本書對過去三百年來金錢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做出嚴謹的歷史分析，是一本精采而傑出的作品。

朱雲漢（中研院院士）
周行一（政大財管系教授）
黃崇興（台大EMBA執行長）


國際名家一致推薦

睿智、極具野心且充滿爭議的作品。
──艾瑞克?霍布斯邦，英國歷史學家及作家

一部集說理與挑釁於一身的神奇作品……《金錢與權力》為日後的歷史研究另闢蹊徑。
──馬丁?丹頓，《今日歷史》

弗格森可說是英國新生代史家的佼佼者……《金錢與權力》……充滿令人好奇的論點與充滿爭議的說法……這是一部傑出的作品。
──弗蘭克?麥克林，《獨立報》

結合學術研究與對當代議題的敏銳分析，弗格森試圖從各種角度來探討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他以豐富的經濟史知識來解釋這些問題，同時也補軼了各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聞野史。
──喬弗瑞?歐文，《星期日電訊報》

在今日持續寫作的史家當中，弗格森是臻至完美的一位……本書扭轉了過去關於經濟成長的天真神話，而另外提出一套更具說服力的觀點。
──羅伯特?史紀德斯基，《紐約書評》

弗格森使枯燥的統計數據說出有趣的故事……他如數家珍地說起各種不為人知的文學與歷史軼聞……《聖經》說，「錢能叫萬事應心。」但弗格森以他特有的學術熱情證明，有錢不一定能使鬼推磨。
──馬丁?凡德?維爾，《文學評論》

才華洋溢的作品。
──洛里?歐唐內爾，《愛爾蘭時報》

弗格森不管寫什麼，總是能引起讀者濃厚的興趣。在本書中，他探討的或許是近代史上最巨大的一股力量。
──梅爾文?布萊格，《BBC歷史》

博學而高尚……弗格森以人們欣然接受的審慎，駁斥了當前流行的必勝主義提出的天真期待。
──大衛?卡雷歐，《紐約時報》

弗格森總是分析透徹，他的文字充滿魅力，同時完全投入其中。
──詹姆斯?戴維森，《每日電訊報》

極富原創性與創造力，研究極為深入。
──丹尼爾?雅金，《華爾街日報》

對過去三百年來金錢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做出嚴謹的歷史分析。
──約翰?格雷，《新政治家》

弗格森對於金錢與權力關係的核心假定提出挑戰……本著作如鑽石般吸引人們的目光，而且研究得極為透徹深入。
──比爾?賈米森，《蘇格蘭人》

弗格森最大的成就在於他以敘事的方式讓我們重新思考金錢與權力的關係。
──席恩?寇蘭，《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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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曾任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榮獲《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重要著作有：《紙幣與鋼鐵》、《戰爭憾事》、《羅特希爾德家族》、《帝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文明》等。
  
  弗格森定期為世界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並且協助第四頻道製作了五個極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帝國》、《美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與最近期的《文明》。
  詳見：www.niallfergu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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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黃煜文
  
  專職譯者。近期譯作有《文明》、《如何寫歷史？》、《王者之聲》、《氣候變遷政治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與《威徹爾先生的猜疑：羅德丘宅謀殺案》。
  
  
  
  

金錢與權力－目錄導覽說明

• 導論
  
  第一部支出與徵稅
  第 1 章戰爭國家的興衰
  第 2 章可憎的稅
  第 3 章下議院與城堡：代議制度與行政機關
  
  第二部承諾還債
  第 4 章月球之山：公債
  第 5 章金錢印刷者：債務拖欠與貨幣貶值
  第 6 章關於利息
  
  第三部經濟政治學
  第 7 章退休金與食稅者：社會金融史
  第 8 章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第 9 章銀橋症候群：選舉經濟學
  
  第四部：全球力量
  第 10章主宰者與浮游生物：金融全球化
  第 11章金腳鐐與紙鎖鏈：國際貨幣體制
  第 12章美國浪潮：民主的興衰浮沉
  第 13章斷裂的統一
  第 14章擴張不足：經濟力量的局限
  
  結論
  附錄
  致謝
  注釋
  
  

第 8 章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經濟活動與政府支持度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這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項公理：精確地說，經濟表現直接影響現任政府競選的成敗。這種新經濟決定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柯林頓總統雖然對於自己不當的性行為做了偽證與妨礙司法，卻未受到彈劾。一九九九年二月，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柯林頓確實有罪，但只有少數人希望他辭去總統職位。根據伯德（Robert Byrd）與其他評論家的說法，這件事的解釋很簡單：「當經濟大好的時候……沒有總統會下臺。民眾是根據自己的錢包來決定要投給誰。」

《金融時報》通訊記者指出，這就是柯林頓與尼克森（Richard Nixon）之間的區別，後者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被迫離開白宮。在尼克森下臺前的一年半時間，他的「支持率從六○％左右……降到不到三○％……在那段期間，出現了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產出最大的跌幅，失業人口增加了一百萬人，通貨膨脹增加為原來的兩倍……華爾街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柯林頓的支持率卻從四○％的低點（當斯塔〔Kenneth Starr〕於一九九四年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時），上升到一九九九年年底的七○％以上，此時已是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醜聞發生的一年之後。《金融時報》記者指出，這是因為「自從陸文斯基事件曝光之後……美國增加了三百萬個工作機會，失業率降到四十年來最低水準，經濟成長的力道是十年來最強。在華爾街，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了一五％以上。」

乍看之下，圖20似乎證實了這項分析。換言之，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似乎在他的任期內得到印證。

你現在過得更好嗎？

然而，在美國政治界，經濟優先的觀念早在一九九○年代之前就已出現。一九八○年，在與卡特（Jimmy Carter）進行電視辯論時，雷根曾說：「當你做出決定〔投票〕的那一刻，你不妨問問自己：『你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我們的失業率比四年前多還是少？』」

英國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也是經濟決定論者；事實上，經濟狀況能決定政府選舉成敗的觀點可以上溯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皮爾派認為政府影響經濟的能力極其有限，格萊斯頓也賡續此一論點。自由派托利黨的綱領有這麼一句話，「公共經濟就是公共美德」：政府的目標就是減稅，可能的話，還要減少國債。

一八四○年代對輝格黨經濟政策的攻擊主要集中在財政政策，民眾要求限制預算，經濟成長還不是這個時期要求的重點。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開始有了變化。一八七二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演說中提到，保守黨的「歷史職責」是「提供人民生活水準」。不可否認，此時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促進經濟成長仍不是那麼具體；實務上，迪斯雷利傾向於運用預算，以稅收「減免」的方式來爭取特定利益團體的支持，而不是提供總合產出。

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佐證了俾斯麥（Bismarck）在一八七八年做的評論：「經濟議題在內政事務中日益凸顯成首要問題……政黨可以做為某些利益團體的鮮明代表，反之，這些團體可以為政黨提供支持，從而要求政黨實行符合團體利益的政策。」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它們「遠比過去更需要在經濟問題上選邊站，並且在行動上更像個壓力團體」。

典型的例子是，格萊斯頓在一八七四年競選失敗後抱怨自己被「琴酒與啤酒的洪流沖倒了」，這是釀酒商與酒館老闆聯合反對他改革麥芽稅的結果。一八八○年自由黨勝選，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托利黨提出了胎死腹中且不得民心的法案，打算把自來水公司收歸公有：因此一直有人開玩笑說，「托利黨被啤酒沖上臺，被自來水沖下臺。」

在一八八○年大選中，人們首次將總合經濟的表現不佳歸咎於現任政府。在曼徹斯特印製的一份題為「事實勝於雄辯」的自由黨傳單中，列出了「格萊斯頓上臺」與「下臺」時，薩佛德濟貧院（Salford Workhouse）院內院外接受救濟的人數，並且拿來和「畢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勳爵上臺時」與「一八八○年一月一日」的數字做比較。接受救濟的人數在自由黨主政時期下降，在托利黨時代卻顯著增加。傳單上諷刺地寫著：「托利黨執政時期，貿易萎縮，橫徵暴斂，如果你還沒受夠，請投托利黨一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對這種論點印象深刻，他對索茲布里說：「我想，『苦日子』是我們的大敵，是它讓我們垮臺。」

如果有人能幫政府開一劑解決「苦日子」的良方，那麼經濟政策的時代很可能就此揭開序幕。事實上，有不少人針對這一點做出嘗試。一八八○年代，許多自由黨人懷疑蘭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的「托利黨民主」只是想藉由操縱經濟政策來達到勝選目的。

一八八三年，自由黨的雜誌《真理》對邱吉爾的做法冷嘲熱諷：

在這位貴族的父權領導下……我們這些卑微的民眾將獲得較好的住房、強制全民保險、公有地、公園、博物館、圖書館與濟貧，以做為政治權力的交換……托利黨民主是為了讓自由黨淪為少數，使他們能頻繁地上臺執政，從而盡情地取得公共利益。

邱吉爾日後辯解說，他「並未尋求任何利益，絕對沒有─他只是為了保障與提升民眾最大的物質利益」。諷刺的是，邱吉爾後來因為「經濟與削減支出的重大問題」，辭去了財政大臣的職務，而一八九三年格萊斯頓也因為相同理由而內閣總辭。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另一名以經濟為導向的政治人物是張伯倫。他曾在一八九二年表示：「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莫過於……處理廣大群眾物質條件的社會問題。」然而，他也糾纏於陳舊的意識形態中。張伯倫提出的「帝國優惠制度」或「關稅改革」，雖然以總體經濟的角度對外宣傳為刺激救業的政策，但民眾卻認為這不過是回到一八四六年之前托利黨大力主張的「保護主義」。當自由黨重新拿出過去「自由貿易」的口號─「你的食物將要花你更多錢」─並且把他們的「大麵包」與聯合派（Unionists）的小麵包並列時，自由黨便在一九○六年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格萊斯頓的自由貿易、穩健貨幣與財政正統觀點具有強大的恢復力，在經歷一次大戰大規模財政擴張之後，又再度成為主導的思想。貿易保護主義與戰前一樣，再度於選舉中失利。此後歷任政府，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工黨政府，即使面對攀高的失業率，也只能沿用過去的解決方法：低關稅、高利率與平衡預算。一九三○年，由於國際經濟衰退日趨嚴重，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因此提出：「現在不是政黨與政黨互鬥的時候，也不是政治家分門立派彼此嘲弄的時機，而是歷屆政府必須齊心協力共同面對經濟問題，而其成敗將決定我們的歷史定位。」

然而，唯有到了一九三○年代，金本位制與自由貿易被廢止後，反景氣循環的政策才成為可能；然而當下要與過去的格萊斯頓主義決裂，必須組成聯合政府才有可能成功，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聯合政府確實有效消弭了政黨之間的惡鬥。